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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兰纪念贾植芳:他不会再到我们这里来

2019年11月28日 08:10 来源:未知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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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11期
他不会再到我们这里来
文 | 陈晓兰
2008年4月24日,贾植芳先生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消息,我立刻赶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看了他最后一眼:他弱小的身躯静静地躺在床上,氧气罩几乎遮盖了他的整个脸庞,床头柜上的仪器屏幕显示着心脏跳动的曲线。一颗强大的心脏已经衰竭,那根起伏微弱的波浪线很快会变成一条直线,接着便迅速消失,闪烁的黑屏,宣告死亡,任你们活着的人高声呼喊、哭泣,他的灵魂已经离开此岸。据说,在灵魂离开肉身的霎时间,处于阴阳交界中的灵魂隐隐约约地会听见人间尘世的呼喊,并同时看见一片天光,他已不再有痛感,他已感觉不到肉身的存在。我那时想到了天使。有天使会待在病房的角落吗?如果在的话,他会超然地看着医生徒劳地奔忙、亲人痛苦地呼喊吗?他会对他说“我是来带你回家的”吗?我下意识地看看病房的角落,我想,天使在的话,会看见这些无助的人,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抬头看看输液架上挂着的药瓶,液体通过输液管静静地流向他的血管。那输液架让我感到它就像一个十字架。它让我想起了十字架,想起了十字架上的受难者,想起了这个即将离开我们的顽强的老人说过的话:“我曾经理智地、自觉地为了某种人生信仰而去选择巨大的苦难”,“知识分子就像耶稣一样,总是要一代一代背上十字架的。”
医生还在尽最后的义务,亲友们在等待奇迹的发生。我走出病房,大脑一片空白,泪水像溪流一样流个不断。我不知道那泪水从何而来,我无法将它关闭。我分不清是在为自己、为大家,还是在为那个受尽磨难的人,为他所遭受的一切磨难而流泪。耳边回响着他曾经说过的话:一个上过战场、坐过监牢的人,是不惧怕死亡甚至随时准备迎接死亡的。战场和监牢,使人认识一切。而认识了一切,就获得了自由。现在,他真的自由了。
师友们静候在病房外。
夜幕降临了。医生宣告了最后的时刻。虽然大家已经有所准备,但一时还是反应不过来,紧接着便是一片慌乱,慌乱之后则是一片空白。
晚上,在医院太平间的一间小屋里,陈思和老师主持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之后,一个陌生人将那个瘦小的身躯放进旁边冷冻箱的一个抽屉里,迅速关上,将扑面而来的冷气锁住。我的心一阵紧缩。一个人的生命就真的完结了。桂芙大姐心痛地呻吟着。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她的呻吟。她真的失去她的姑父了。我们再也看不见他笑,听不见他讲故事了。复旦校园里再也不会有他拄着拐杖散步的身影。复旦九舍再也不会那么热闹了。过去几十年来,因贾先生而去复旦九舍的人,没有再去的理由了。
贾先生去世后,在一次媒体采访中,陈思和老师说:随着贾植芳先生和“七月派”作家们的先后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如果这个“时代”,指的是先生们所经历的那个内忧外患、充满苦难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磨难和痛苦的记忆,真希望这个时代真的结束,永远结束。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人生选择以及他们为之所付出的沉重、惨烈的代价,无疑包含着悲剧的崇高,令人敬仰,但同时也令人恐惧。但愿历史不再重演,以免不能经受试炼和考验的人经受试炼和考验。突然明白,“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意味: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些人,失去了这些曾经为了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信仰理智地、自觉地去选择巨大苦难的人们。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社会的良心,他们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他们不会再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却要到他们那里去。
1990年,贾植芳先生在《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一文中这样总结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在那个战乱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我没有做一个坐在书斋里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学者,过比较平静、安稳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屑于在祖国烽火连天中做这样的学者,更没有做发战争财的商人,虽然我是商人家庭出身,但我又没有找一个安定的职业,只为个人的生计操劳,而是把有机会到手的工作当作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脱离历史的苦难,走向新生应尽的历史责任来从事。我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我这种不合时俗的生活态度,使我在动荡的时代里,东奔西走,在生活中遭到打击,遇到挫折,使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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